为什么西方注重知识产权_西方更注重个人利益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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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西方注重知识产权



为什么西方注重知识产权



1.世界各国为什么要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和目标出发,当前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仍然存在着诸多不可忽视的问题:
民众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较为淡漠
知识产权文化强调知识是有价和有偿的,对于知识创造者注重个性发挥,鼓励独立思考和自主创新。但当前我国公众和企事业单位知识产权意识比较薄弱的状况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扭转。尊重他人知识产权、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和能力普遍缺乏。
我国重视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宣传教育始于改革开放以后,更多的是仓促地应付外部和内部对盗版、假冒等侵权指责的形式性宣传,缺乏理论上的支持。因此我国的立法进程与国民意识的提高存在脱节。在相当多的地区,公民对知识产权保护还普遍缺乏一种较为清晰的认识,“窃书不算偷”这样的意识在民众心目中还占据着“主流”的位置。另外,由于知识产品的特殊性,公民对这种无形财产归属与占有的判断,很难做到像对待有形财产那样有一个直观的感觉,所以许多人将日常生活中诸多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皆视为“合法”,甚至对政府打击知识产权侵权的执法行为和法院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判决持怀疑态度。这也是为何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上不断地加大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而相当多的地区和领域侵权活动仍然有增无减的重要原因之一。
企业对知识产权保护仍缺乏足够的重视
多数国内企业还没有建立专业的知识产权工作机制,对国际规则的了解还比较贫乏,运用知识产权制度参与市场竞争尤其是国际市场竞争的准备和经验不足。
在国际领域,跨国公司基于研发优势,在我国申请大量专利,积极“跑马圈地”,然后利用手中的专利大棒压制、排斥和打击我国企业。同时其利用对“标准化”的垄断,实施不正当竞争,获取超额利润,中国许多企业因此频频陷入外国企业的知识产权“陷阱”。还有的企业缺乏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要么没有及时地将自己的创新性成果产业化,使自己的先进技术被他人低价收购并申请专利,要么本身商标在国外企业被抢注,辛苦创造和积累的无形资产付诸流水。据统计,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中国企业已经将13万项发明“奉献”给了外国企业。而在国内,企业长期受“宁可仿制求生存,也不冒风险创新”观念的影响,不强调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不重视积累自主知识产权,仅仅靠“出大力,流大汗”,把力量和精力集中在打价格战上,造成低水平重复建设。到最后在价格上无利可图时,就很难摆脱被市场淘汰的厄运。
造成我国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淡薄也存在历史原因。我国自清末以来所发展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基本上都是“强迫性学习”的产物。建国以后,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也使知识产权制度缺乏存在的环境。此外,从一定意义上讲,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依靠国家权力机关的立法行为强制推行的结果,并没有使我国企业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产生切身的体会和积极的要求。
知识产权保护立法与执法水平有待改进
首先,知识产权执法效果还不甚理想。知识产权执法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瓶颈和软肋。我国现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处在一种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之下,在中央政府层面主管知识产权事务的机构有七八家,这直接导致了执法过程中效率和相互协调性的缺乏。另外,知识产权保护信息的公开、披露也无法实现及时和到位。为此,我国应该建立一个统一高效的知识产权行政机关。
其次,我国知识产权立法上存在较为严重的分散、冲突、缺乏统一性的问题。已有的《专利法》、《商标法》和《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也有着共性的内容。但是,由于各部法律实施的时间不同,因此它们在制定目标、司法和行政保护范围和力度上存在着差异。同时,对于专利、商标、著作权之间的交叉问题应适用何种法律也没有较为完善的具体规定。另外,由于高新技术不断涌现,许多无形财产已经超出了原有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所涵盖的范围。在这方面,我国立法尚显滞后。
再次,我们对知识产权保护缺乏一个清晰的定位。目前关于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认识,存在着三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保护水平过高论、保护水平过低论和保护水平适中论。各方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共识。这种对定位存在的分歧,直接影响着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与执法,既不利于改善引进外资环境、提高引进外资质量,也不利于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配套技术的研发与产业化。
面临国际竞争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亟须完善
在知识经济时代,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说到底是知识产权的竞争,提前意识到这一点的发达国家不遗余力地通过保护知识产权来维护其利益。知识产权已经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热点所在。
美国在2005年4月底发布的中国知识产权“特别301评估报告”中,将中国放入了“重点观察国家”,知识产权纠纷已经成为中美之间贸易发展的瓶颈。日本在华企业也已经成立了一个名为IPG的知识产权联盟,其目的就是联合起来,以知识产权战略抑制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欧盟商会也在其2004年建议书中特别指出了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中存在的问题。与此同时,印度、越南等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在积极发展和完善它们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在人力资本上的优势正在逐渐减少。倘若其他发展中国家拥有比中国更为廉价的劳动力,加之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高,其投资与外贸环境可能吸引外商将目光从中国转向他们。因此,中国在面临发达国家压力的同时,更要注意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力。
所以,我国要建立起完善的现代化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与制度,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为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知识产权保护还任重道远。

2.美国为什么要确立知识产权国家战略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知识产权法律和制度的国家之一。美国独立后即在其《宪法》中明文规定发明人、作者的创作成果应当享有知识产权,并于1790年颁布了《专利法》和《版权法》,时间早于绝大多数其他国家。这表明,美国建国之初就把保护知识产权作为其基本国策之一。 值得指出的是,美国在其科技和文化创新能力低于欧洲发达国家的历史阶段,曾在知识产权制度上采取明显的本国保护主义。例如,美国早期的专利制度拒绝为外国申请人提供与本国申请人同等的待遇,长期拒不参加当时由欧洲国家发起制定的知识产权国际条约,直至1988年才参加了《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 世纪中期之后,随着美国逐渐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其国内知识产权制度也不断完善。美国一方面注重为权利人提供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如大力促进其版权产业的形成和壮大,将能够获得专利保护的范围扩大到微生物、与计算机程序有关的商业方法等,规定大学和科研机构对利用国家投资完成的发明能够享有并自主处置专利权等;另一方面,也注重知识产权权利人利益与公众利益之间的合理平衡。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反垄断体系并将其用于规制知识产权权利滥用行为的国家,它还通过其最高法院近10年来的一系列重要判决,制止对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作出过宽的解释,以免其他人使用先进技术有随时“触雷”的危险。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在其对外知识产权政策方面一直从维护本国利益出发,进攻性地参与和推动知识产权国际规则的制定和调整。美国在双边交往中也不断强制推行自己的“知识产权价值观”,与相关国家签订双边协议,使对方在知识产权保护上比世界贸易组织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更严格、要求更高。例如,2005年开始的澳大利亚新一轮知识产权法修订,就是按照2005年1月的《澳美自由贸易协议》的要求进行的。美国频频运用其《综合贸易法》的“特别301条款”和《关税法》的“337条款”,对其认为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的国家和企业进行威胁和制裁。美国是对知识产权国际规则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最大的国家。

3.我国知识产权与国外知识产权差距较大的原因有哪些

:个人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1、起步较晚,整套制度从西方移至到国内需要一个适应期;
2、配套制度欠缺,缺乏知识产权质量管理与交易管理;
3、知识产权获取、管理、维权人才的缺乏;
4、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薄弱。

4.知识产权为何最早在欧洲出现

知识产权是将发明创造和脑力活动作为财富归属到个人,也是资本的一种表现形式,资本主义在近代欧洲萌芽最早,自然也就有这样的环境让知识产权落地生根!请采纳,来自www.kh88.com康弘知识产权

5.人们为何越发重视知识产权了?

知识产权对于企业来说是很重要的无形财产,如果企业的知识产权运营保护的好,那对企业的资产评估有很大助力。商标、专利、著作权这样的知识产权是可以估值质押的,自然受重视度就会提高,尤其是专利,如果企业拥有核心的专利对企业来说是非常助力的(可以参见美国的高通公司 。再加上中国要想走向更广的世界市场,那就必须注重保护知识产权,不管是自己的还是他国的,这样也就会导致国家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视和对其宣传的增加。另外普通的民众现在接触知识产权尤其是著作权方面的消息很容易,大企业注重维护、国家注重保护、民众主动关注、媒体报导多,慢慢地知识产权也就越来越被重视。


西方更注重个人利益的例子



1.西方的一些个人主义的事例

个人主义是西方文化发展到近代的产物当托克维尔18世纪30年代初在美国进行他那次典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时,个人主义对他来说还是个新概念,是他那代人刚发明的。他写道:“个人主义是个新奇的词汇,它表达了一种新奇的观念。我们的父辈只知道自我中心(自私自利)。”虽然托克维尔很难赞成个人主义,他起码能区分这两种不同的概念。在他看来,自私自利是“一种强烈而夸张的自爱,它使一个人把每件事都和自己联系起来,要把自己放在世上每件事之上。”而个人主义则是“一种成熟而镇静的感情。”自从托克维尔作此观察,一个半世纪又过去了,在这段时间里,个人主义在西方已经确立了自己的正面形象,成为一种可以接受的价值原则。 作为一种理论,个人主义无可争辨地是和“社会平等”的概念同时产生的,是平民从贵族那里极不容易争取来的胜利,爱默生指出,“我们时代的另一特征就是承认个人的新的重要性……人与人要像主权国家之间那样相待。”从中世纪到现代,西方的个人经历了一个逐级的解放过程,先是从神的权威下解放,再从人的权威下解放。换句话说,人本主义是第一阶段。紧接着就是个人主义的第二阶段。最终,个人的神圣性终于成为习俗和法律,现代民主说到底就是个人权利的法律化。

2.关于自己利益的事例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老话都这样说,当有人触犯到你的利益的时候,你一定要为自己争取回来,即便你不要了,也要让他知道,自己不是好欺负的,不能想怎么欺负就怎么欺负。

3.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以国家利益为重的事例

为国家交通建设而牺牲的拆迁户 为回到祖国贡献祖国,放弃在外国获得的经济地位和荣誉的归国学者

4.历史举一个美国从实际利益出发具有创造性改进方案的例子并加以说明

1929美国经济危机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
一直以来美国政府推行的是一种“小政府大社会” 的古典经济自由主义,主张政府不应干预经济活动,充当经济组织相互间竞争的“守夜人”角色。被认为美国精神代表之一的享利?梭罗曾极端地表述:“人们都说‘最好的政府是管事最少的政府’,但其实还应当更彻底一点地说:最好的政府是根本不管事的政府!”在美国历届总统中,明确宣布将这句话作为执政理念且有据可查的,最早的是第23届总统共和党人哈里森。这种经济上“无为而治”的执政理念和政治上不作为的方式一直延续至胡佛时期。那时,资本主义宏观经济学还没有形成,制定政策方面缺乏理论支持。
但是,严重的社会现实迫使美国进行历史转变,其时美国也需要为即经卷入战争提供及时的经济准备。罗斯福总统怀着巨大的使命感和高度的责任感,在就职演说中对全美人民说:“我坚决相信,我们唯一引为恐惧的只是恐惧本身!”随即大刀阔斧地投入到对这个庞大国家的政治与经济改革之中。这段美国经济改革史,被后世称之为“罗斯福新政”。新政的主要内容可用“3R”进行概括,即复兴(Recover 、救济(Relief 、改革(Reform)。
罗斯福新政的第一个阶段,政府整顿金融体系,充分恢复货币调节经济的润滑作用;同时,帮助就业,增加消费,刺激生产,实现均衡发展。
罗斯福总统认为,整个商业生产链几乎完全依赖股市来维系正常的运转,趋利投机的共性使得人们热衷于炒股,在监管者缺乏有效管制和反应迟缓的情况下,自由市场机制无法自动均衡股市的供求关系,才出现投机者、券商和融资者相互勾结控制股价,造成股价虚高的假象。既然大萧条是由疯狂的股市崩盘引起的金融危机而触发,新政就必须先从整顿金融体系入手,尽快恢复国民的信心。“非常时期当立非常之法”。他最初的措施是尽快让行动迅速的联邦政府取代美联储,担负起金融监管职能,激活现金流,“让钱转起来”。接下来,从1933年3月9日至6月16日,罗斯福政府先后说服国会通过了70多项新政法案,其中制订的15 项重要法律中,有关金融的立法占 1/3。通过实施一系列旨在克服危机的经济金融措施,维持银行信用、实现美元贬值、维持农产品价格并规定协议价格以减少企业间的竞争等,致力于经济复兴,史称“百日新政”。
一个方面,通过重建与改造金融体系保障国民经济的全面复兴。
1933年3月4日罗斯福宣誓就职时,全国几乎没有一家银行还在营业,支票在华盛顿已无法兑现。他立即下令全国银行歇业三天,这相当于“中止支付”,使国内银行系统免于坍塌,公众舆论评价这个行动犹如“黑沉沉的天空出现的一道闪电”。3月9日通过《银行紧急救助法令》,采用个别审查颁发许可证制度,对有偿付能力的银行允许尽快复业。从 3月13日至15日,领到执照重新开业的银行有14771 家。
同时期,罗斯福政府采取一个接一个的重大措施加强黄金储备。3月10日,宣布停止黄金出口;4月5日,禁止私人储存黄金与黄金证券, 美钞停止兑换黄金;4月19日,宣布放弃金本位;6月5日,公私债务废除以黄金偿付等。
接着又通过《联邦证券法》成立证交会,集准立法权、执法权和准司法权于一身,对全国的证券发行、证券交易所、证券商、投资公司等实施全面监督。其权威性在于该机构独立于一般立法、司法、行政部门之外,总统一般也不能干预其行使职权。
通过《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又称《1933年银行法》 。成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对5万美元以下的银行存款提供担保,以避免公众挤提的事件再次发生;同时该法案严格限制金融机构经营范围,不得同时从事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业务。摩根银行正是因这个法案不得不一拆为二。这一分业格局直到六十多年后的1999年美国国会通过《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才寿终正寝。
1934年1月10日,宣布发行以国家有价证券为担保的30亿美元纸币,促使美元贬值40.94%。通过美元贬值,强化了美国商品的对外竞争力。
以上措施,对于稳定局势,疏导国民经济运行的血液循环系统——金融体系,起到了重要作用。
罗斯福政府还竭力促使国会先后通过了《农业调整法》和《全国工业复兴法》,尽快恢复国内生产。这两部法律制定出商业主体遵守的“公平竞争”规则,订出各企业生产的规模、价格、销售范围,从而限制了垄断;给工人们订出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的规定,减少和缓和了紧张的劳资矛盾等。在取得大企业的勉强支持后,罗斯福随之又尽力争取中小企业主的支持,他认为大企业接受工业复兴法固然重要,“而产生丰硕成果的领域还在于小雇主们,他们的贡献表现为,每个小企业都将为1至10人提供新的就业机会。这些小雇主实际上是国家骨干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新政计划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同时,罗斯福政府加强了对外政治经济活动,改变美国过去在国际上“孤立的”自由主义国家形象。
另一个方面,通过政府的救济工作和提供就业机会来增加国民收入,刺激消费与生产的均衡;在凝聚与稳定人心的同时,也加强了国内基础建设。
罗斯福执政初期,全国1700多万庞大的失业大军全靠州政府、市政府及私人慈善事业的帮助和施舍维持生计,生活物资高度紧缺,财产与暴力犯罪加剧。他认为,只有联邦政府才能解决这一复杂高危的社会问题。
1933年5月,罗斯福政府通过《联邦紧急救济法》,成立联邦紧急救济署,专门规划、筹集、经营与管理救济物资,合理划分联邦政府和各州之间的使用比例,将各种救济款物迅速拨往各州,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地方政府用来直接赈济贫民和失业者。
为了给失业者自力更生的机会和自尊心,第二年又将单纯赈济改为“以工代赈”,全国设有名目繁多的工赈机关,综合起来大致分为两大系统:公共工程署(政府先后拨款40多亿美元,以建设长期工程为主)和民用工程署(投资近10亿美元,以民用工程为主),给失业者提供从事社会工作的机会。到二战前夕,总计雇佣人数达2300万,占全国劳动力人口总数的1/2以上。此举不仅为技师、非熟练工人和建筑工人创造了就业机会,还为成千上万失业的工艺艺术家提供了形形色色的工作。联邦政府支出的种种工程费用及数目较小的直接救济费用达180亿美元,也藉此修筑了近1000座飞机场、12000多个运动场、800多座校舍与医院。
在新政的第二个阶段,罗斯福政府在经济全面复兴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涉及各个层面的改革,为建立福利社会和民主政体打下坚实的基础。
1935年伊始,罗斯福政府在新政第一阶段的基础上,通过了《社会保险法案》、《全国劳工关系法案》与《公用事业法案》等专门法律;1938年6月14日又通过《公平劳动标准法》(又称《工资工时法》),保护工人的权益。
为了解决社会保险制度的联邦经费来源问题,罗斯福政府破天荒地实行了一种按收入和资产的多少来计征的累进税率:对自然人5万美元以上的纯收入和4万美元以上遗产计征比例为31%,500万美元以上的遗产可计征比例为75%;过去公司税一律是按13.75%计征,而按1935年税法,公司收入在5万美元以下的税率降为12.5%,5万美元以上者增至15%。
前述这些法律反映了广大民众的强烈愿望,受到国内绝大多数人的欢迎和赞许,也赋予了工会和企业主讨价还价的权力。
罗斯福新政的实施取得了巨大成功。从 1935 年开始,美国几乎所有的经济指标都稳步回升;1936年底,美国工业总产量超过危机前的年平均数,农业生产也有较大恢复。到1939年,GNP增至2049亿美元,失业人口减至800万,恢复了国民对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的信心。
这是一场资本主义的体制改良运动。罗斯福在整治危机的过程中,摒弃了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原则,在宏观层面上运用国家政权干预经济,促使在微观层面上较大地调整产权关系、生产方式和生产管理体制。
新政内容促进了凯恩斯主义的成熟,新政实践推动了凯恩斯关于政府干预经济思想的理论化和系统化。可以说,罗斯福新政实际上是凯恩斯收入与就业理论在世界史上头一次大规模的创造性的成功预演。
当然,罗斯福新政的某些措施也有不足之处,每每成为政敌们发难的理由,“新政”实施过程中利益受损的阶层也曾予以抵制和诽谤,甚至作为新政初期重要内容的《工业复兴法》及另外两项法案,也在时隔两年后被最高法院裁定为违宪。其他方面,比如对银行业的利率限制,不能完全制止银行间的恶性竞争,也无法避免利率外的非价格竞争手段等等。这也说明罗斯福总统当时对充分就业、货币政策、赤字预算和动态财政预算平衡的理解是比较表面的,尚不完全明白“只有实实在在地花钱,才能战胜大萧条”这一真谛。
凯恩斯主义认为,由于生产和就业是由有效需求决定,只要产品能被售出,则生产和就业就可以增加,当社会整体需求总量因国民收入下降不增反减,就可能发生危机,主张应通过国家直接干预经济,调节生产,增加投资,刺激消费,保证充分就业等政策措施。而在这个理论之前,罗斯福新政事实上就是这个思路。不过因为没有理论支撑,底气不足,罗斯福做起来束手束脚。比如赤字财政问题,罗斯福只敢谨慎地突破古典经济学的“财政预算年度平衡”的信条,尚不敢明确地说:赤字财政理所当然是一种经常性政策。
新政后,随着竞争者的减少和社会总产量的降低,大垄断集团在不断壮大后,对资源配置的控制权扩大了,政府调节功能日益下降,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管制失灵”、“滞胀”、通货膨胀、越南战争、石油危机以及伴随而来的股市持续低迷,再度令美国人对经济前景感到迷茫。一位作家写道:“如果说贪婪与恐惧是华尔街上仅有的两种心理的话,那么,我想现在是为贪婪说句好话的时候了。”
罗斯福新政是人类在20世纪第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反危机案例,而且也应该说它是成功的。我们承认新政缓和了“大萧条”对美国经济的严重破坏,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恢复;在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同时,也注意改善中下层民众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还打击了美国的极端主义组织,稳定了资本主义民主政体,使危机中的美国避免出现激烈的社会动荡。其开创的“福利国家”至今仍不失为垄断资本调节劳资矛盾、巩固资本统治的重要手段。新政的很多政策与法律也为构筑现代美国政治经济体系夯实了坚实的制度框架基础。新政为美国投入二战及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腾飞奠定了物质基础,为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更大的空间。战后,美国先后爆发了八次经济危机,尽管从规模与破坏性上看都没有达到当年“大萧条”的程度,但历届美国政府运用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效仿罗斯福新政,采取了不同重点和形式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纷纷采取类似“新政”的措施,来避免或渡过经济危机并发展经济。
其实以上诸多举措都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政权才会采取的措施。但美国通过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成功挽救了美国经济,也挽救了世界资本专业市场。

5.国家利益大于个人恩怨的故事

语文书上说过将相和的故事,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讲述了发生在赵国首都邯郸廉颇和蔺相如的故事,故事又被称为负荆请罪的 ,是渑池会结束以后,由于蔺相如功劳大,被封为上卿,位在廉颇之上。廉颇不服气,就说蔺相如的坏话,没想到蔺相如还处处躲着他,这让廉颇更加得意,后来廉颇得知蔺相如躲着他,是为了赵国的安全,这让廉颇非常羞愧,上门负荆请罪,两人和好,成就了一段将相和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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